王康
每年春夏之际，在美国波士顿小巧精致的哈佛校园里，总会掀起一股小小的中国旋风。近日，在哈佛大学召开的哈佛中国评论2010年年会上，数十位中国的政界、商界领袖参加了金融、宏观经济、能源与环境、教育、艺术等多个论坛，与数千名留美中国精英，以及在哈佛等常青藤名校留学的中国学子们，对中国经济与产业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。
前高盛中国副董事长、经济学家胡祖六并没有像往年一样参加关于宏观经济的讨论，而是参予了金融行业关于中国PE/VC产业的讨论。会后，胡祖六接受了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记者的专访。
是否美元储备不是根本性话题
《21世纪》：对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管理机制有何看法？或者有什么建议给外汇管理机构吗？
胡祖六：现在的浮动空间太小。应该说现在是只有管理，没有浮动空间。
《21世纪》：美元储备呢？多少美元储备才是一个合适的额度？
胡祖六：这个跟美元其实没有关系。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2.4万亿美元，如果不放美元资产，那么还有什么其它资产可以放？还有什么货币有美元金融市场的深度、广度和流动性？
是否美元储备不是根本性的话题。根本是要不要这种大规模的积累储备？以前是强制结汇，现在强制结汇少了，但是外贸企业反而主动去结汇。因为对人民币的需求大于对外币的需求。所以，储备规模跟外汇机制还是有关系。决策当局要接受人民币汇率的升值。现在从外部流入的美元央行都需要回收，然后付出人民币，然后央行再去对冲。对冲是有成本的，央行票据去回收，也是有成本的。
对美元并不悲观
《21世纪》：您对美元怎么看？
胡祖六：我对美元其实并不悲观，这一点我跟很多中国学者、决策层意见不一样。这是周期性的东西，美国经历了经济危机后，对于美元的信心有动摇很正常。但是，美国经济正在回到基本面上。基本面上，美国经济比欧洲经济要强很多。欧洲经济的萎缩比美国要严重。欧洲还有很多结构上的问题，如人口老化、市场缺乏弹性等。其实，日本也是一样的。而最近两年欧元和日元都非常坚挺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其实，没有内在的逻辑和经济上的数据来支持美元很让人担心的说法。目前美国名义利率很低，但通胀也很低。日本在危机爆发后，政策没有调整好，所以会有失落的十年。美国是非常快的调整，提供流动性让市场能够起来，所以美国经济启动的速度很快。一年前美国通缩风险高一点，现在基本上已平衡过来了。通缩风险不太可能，通胀风险正在一点点的起来，不过还是在可控中的。
中国需要采取财政联盟主义
《21世纪》：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据说高达4.7万亿人民币，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？美国有市政债券市场，相对透明一点。但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是隐性的，这块会不会将来造成极大的问题？
胡祖六：中国这么大的国家，统一的财政其实是不太可能的。1991-1993年改革是财政太分散了，当时中央与地方是财政包干，地方财政钱多，中央财政需要与地方财政讨价还价。
现在则是太集中了。只有中央预算，地方没有预算权，没有税权，没有事权。中国需要采取财政联盟主义，我最近刚就这个话题写了一本书。
地方政府借债是无可避免的。因为中央政府给他们的任务实在是太多了，例如，九年义务制教育、环境、基础设施、再就业，都是事权，都是要花钱的。但是，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的权利，所以只有依靠土地财政，有这个利益驱动去开发房地产。地方政府比如上海，应该有更大的权利，有地方独立的税收、独立的事权。当然中国也不能像欧盟一样。欧盟央行有很多事情是不会管的，那也是不行的。
地方财政需要有一定的自主权。否则，地方财政太紧，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去弄各种各样的城管公司或者去找银行去借款，因为地方政府目前还不能发债，借款就变成隐性债务了，不透明，也有风险。所以，还是要给地方财政一定的灵活性。
中国是幅员很大的经济体，而且发展水平差别太大比如上海和青海，经济结构、收入来源千差万别。青海可能还在解决九年义务制教育，而上海很可能可以完成十二年义务教育。当然，现在中央政府也可以通用不同的政策，如对不发达地区有补贴等。但是，现在的一刀切太刚性了。
关键还是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分配问题。1991-1993年的财政改革是非常成功的，但中国经济已经又发展了十多年，经济的结构已经变化了，时过境迁，现在的财政体系有些跟不上了。
有必要发展市政债券市场
《21世纪》：有没可能把隐性债务变成显性债务？例如，中国也发展一个市政债券市场出来(Municipal Bond)？
胡祖六：当然有必要。但是不能一窝蜂都去发债。Muni Bond是一个公开市场，价格是浮动的。有些地方的经济结构比较好，发债成本会比较低；有些地方政府财政不是很稳健，那发债成本就会比较高。这就会是非常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。
《21世纪》：中国目前出现了大量的官办PE公司。这种官办的PE是否应该退出？
胡祖六：他们主要的资金来源就是地方财政，或者是地方国营企业出资，有很浓的行政色彩。政府办PE，我还是比较担心的。但是中国这么大，也不能一刀切，不能说完全不可以做。如果地方政府真有这种需要，也是可以做的。
问题在于不能一窝蜂，湖南做了，上海也去做，北京重庆山西也不会示弱。官办的PE到了一定的阶段，应该要有退出的机制。
用物业税消除房市泡沫不切实际
《21世纪》：您对目前连续推动的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怎么看？包括最近有传闻要推出物业税？
胡祖六：这些政策抑制房地产投机泡沫都是有效的，把首付提高等，只是技术手段，可以抑制一下对房地产的需求，但是不一定治根本。全世界的房地产泡沫都是因为流动性过剩造成的，跟货币供应的总量相关，所以要把目标放在货币供应的总量以及结构等问题上。
中长期中国的房地产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，你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进行。但是，像去年这样的涨幅是不可持续的。
政府不是不让房地产价格上涨，这是资产价格的升值，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关键是不能让房价上升得太疯狂太猛烈，包括一些双位数的上涨。你看2003-2006年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上升，还没有中国房价最近上升那么多，但已经是如此大的泡沫了。经济规律都是适用的，我们不可以说中国的市场就是特殊的。
谈到物业税，如果说增加政府的税收，是合理合情的。但用物业税来打压房地产价格、消除市场上的泡沫，这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很多有物业税的国家都发生过地产泡沫。
回过头来说，政府的目标也不是打压房地产行业，只是抑制一下价格泡沫。房地产的最上游土地的供应和买卖不是市场化的，这是问题的根源。
聚焦长远的根本的制度建设
《21世纪》：有一个老的命题：中国会不会未富先老？
胡祖六：我们还有时间，政府可以采取很多举措去应对老龄化高峰的到来。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还没有花很多功夫去做这些事情。政府还是把功夫花在做基础设施投资、搞PE，很少去关心长期的制度建设。一些长远的根本的制度建设，需要政府去做的，现在可能关注度往往不够。比如，社会保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。现在农村的大部分人口都还没有社保的覆盖。其实只要是公民，有身份证，就应该有社保和医疗保险，这些都是应该有的制度。
《21世纪》：国内很多产业的私营企业家抱怨“官进民退”，您怎么看？
胡祖六：应该说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，现在的国企更有效率、公司治理都更强。这一点毫无疑问。但是未必这些都可以持续，因为国企毕竟是国企。比如钢铁行业，宝钢、鞍钢、包钢都是国企。同一个政府股东，在同一个行业内有如此多的公司进行竞争，如何管理是一个问题。金融行业，汇金公司底下持股如此多的金融机构，银行、保险、证券公司，如何管理也是一个问题。
我的建议是，国家在关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里，保持一两家国企，大部分还是要进行市场化。十年前推行国企改革，比现在难多了。现在只要决心去做，国企的这些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。